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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金融风险关键是赋予市场真正权力

发布时间:2021-01-21 17:09:39 阅读: 来源:污水泵厂家

防范金融风险关键是赋予市场真正权力

处在新常态下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具备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中产阶层的巨大财富和消费的需求。而归结到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的防范和对策可以说有一个共通点——改革和市场的建立,核心就是赋予市场真正的权力。在稳定的中国政局之下,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完全可控。

从近20年来全球所爆发的金融风险来看,危机的形成存在共通性,即整个经济体中信贷过度,增长过速,随之催生了包括楼市、股市等投资板块的泡沫;同时,企业、政府和家庭的负债率过高。信贷风险和资产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引发泡沫破灭,导致连锁反应,从而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

基于历史和理论上的研究,聚焦到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我们也从信贷和投资两方面来分析。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以来,中国总体的信贷规模上升非常迅猛。2011-2014年期间,每年新增社会融资总额占GDP的30%左右。但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是世界第二,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我国GDP已经赶超了美国 。因此,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信贷规模一定会相应上升,而这一规模的信贷是否过度仍有待商榷。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其中的风险是可控的。

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是可控的

在中国的信贷规模中,首当其冲的仍然是银行体系。2011-2014年期间,每年新增本外币贷款总额占GDP的16%-19%,而当下整个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是1.16%。回顾历史,中国的银行体系1999年至2004年坏账率急剧上升,总不良贷款额达到GDP的22%之后,通过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把坏账剥离清除;同时,四大国有银行经过重大改革,包括在海内外上市,经营效率和风控能力大幅提高。也就是说,即使接下来银行体系的坏账率大幅上行,中国也已经具备了应对危机的经验和对策,因此我认为在银行体系方面风险总体可控。

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除了要面对放缓的经济增长趋势外,还要应对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一些风险。不过,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完全市场化和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银行体制,中国的银行体系应对系统风险最大的优势,在于五大国有银行可以采取稳定金融体系的措施。发达国家银行体系出问题的核心,是大型金融机构不会担负起稳定金融体系这一“外生”的功能。

关于影子银行的一个最宽泛的定义是所有银行贷款外的信贷,那么银行表外信贷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银行表外的融资规模上升很快:2011-2014年期间,每年新增表外融资占GDP的5%-9%。原因之一是“监管套利”——表外融资监管相对较松,而且收益高。但表外融资仍处于银监会看得见的控制范围内,特别是近两年,银监会不断出台了对表外资产的规范化的操作。因此,在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中,表内和表外的风险都是可以控制的。

房地产泡沫已不再继续膨胀

转向投资方面,中国最近十年来发展最快,对GDP贡献最大的产业当属房地产行业。自从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热钱大量涌入我国后,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肯定存在局部的泡沫,但是目前来看总体风险可控。首先,房地产泡沫已经不再继续膨胀:各种数据都显示,房价还在直线上行的地区几乎不复存在。而现在不少人的担心在于,楼市调整过程中,如果短期内房地产板块下行的地方太多、太快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值得强调的是,政府通过一些微调来救楼市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变相或者直接刺激房地产市场,更不能通过让银行放低贷款要求刺激需求,这仍旧会导致泡沫的出现和资源错配。目前很多房地产企业将会面对一个盘活资产的问题,而很多银行希望把大量的房地产长期贷款移出表外,其解决办法就是资产证券化。

关于备受关注的地方政府债,其风险依旧还是可控的,因为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好。如果将地方政府债与中央政府债加在一起,其占GDP的比重是55%-60%,这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还是很低的,中央政府的征税能力也是很强的。从中长期来看,解决地方债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权力下放,让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税收和融资的能力。未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很大一部分不可能再继续靠出让土地,收入的一个来源是征收房产税 ,而融资方面则是地方政府的债券融资平台的建设。同时,地方政府从预算到投资,包括以后可能发生的违约以后的清理,整个过程必须要增加透明性,以此树立财政约束。

聚焦到企业,当下中国企业的债务水平较高,企业总债务已经超过GDP的100%。不少传统的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和出口压力,而企业债中最大一部分资金还是从银行借贷而来。因此,如果银行贷款的总体风险可控,那么企业债的总体风险也是可控的。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讲,要解决一个长期融资的问题,它们是全球各个经济体中推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的核心动力。我认为,解决中小企业长期融资的关键还是中长期债券市场的建设。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内在推动力

最后,中国资本项目和汇率风险是完全可控的。首先,中国拥有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该说这些储备的一半足以抵挡和防范短期内可能发生的资本项下外汇流失的风险。其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都已经建立了应对资本项目短期内双向流动和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的各种控制手段。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放开资本项目,鼓励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双向流动,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并非收紧资本项目。

事实上,处在新常态下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着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中产阶层的巨大财富和消费的需求。这完全有别于世界上很多其他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更多是依赖于出口和外来资本。我认为,今后20年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就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中产阶层的进一步壮大和发展。而归结到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的防范和对策可以说有一个共通点——改革和市场的建立,这里包括了利率市场化、信托产品的二级市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中长期债券市场和汇率市场化等等。通过减少政府干预,鼓励民企和民间资本的投入,核心就是要赋予市场真正的权力,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而在稳定的中国政局之下,我坚信,中国金融体系风险完全可控,加强市场建设和赋予市场权力应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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