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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铜墨盒0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5:47:24 阅读: 来源:污水泵厂家

铜墨盒是盛装墨汁之器,晚清、民国时期盛行,旧时读书人书桌上大多有此物,成为当时文人墨客的常用文化用品。因为砚台上磨出的墨汁被风吹后容易干,用铜墨盒来储存墨汁则能保湿不易挥发,随时使用又可方便携带以备书写之需。清代没有现成的瓶装墨汁供应于市,铜墨盒深受文人喜欢。

盛行一时的铜墨盒

铜墨盒最早出现在清嘉庆、道光年间。相传是一名贤惠的秀才妻子所发明,她将丝棉装入自己梳妆用的空粉盒,并浇上研好的墨水,让丈夫带进了考场,这不仅取代了笨重的砚台,还节省下研墨的时间。后来,这种便捷的文具就在士人间流传开来,并逐渐从初始的圆形演变为树叶形、八方形、菱形、古琴形、扇形、桃形等。同治年间,陈寅生始创在盒面上刻字画,铜墨盒从此正式步入艺术品的殿堂。

与其他收藏品相比,铜墨盒所走过的路并不算长。铜墨盒的真正繁荣期只有90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时期,先是以陈寅生为代表的清同宗时期,时间长达50年;其后为张樾丞同古堂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时间约为40年。

清末民初,做工精细的铜墨盒是文人雅士、达官显贵手中必备的时髦玩意,能拥有一方陈寅生、张樾丞、姚茫父等名家刻制的铜墨盒更是身份的象征。而普通百姓也喜欢互相赠送以作纪念,铜墨盒盛极一时。但到上世纪40年代,硬笔的出现逐渐取代了毛笔的地位,铜墨盒也就自然退居二线,直到慢慢消亡。几十年后,才以“古玩”的身份重出江湖。

铜墨盒的雕刻多以阴文、阳文、双钩线刻为主,铭刻题材多为书法、绘画、篆刻等,旧时铜墨盒上的文字、图案集装饰性、艺术性为一体,有浅刻、线刻、阴雕阳刻结合,书法诗文吉祥佳句、名家绘画等都可融于铜墨盒的雕刻艺术之上。铜墨盒大多有作坊标记,如同古堂、淳菁阁、荣宝斋、两明斋、万丰斋、愚得阁等。铜墨盒虽是小小的文房器物,当你静静地欣赏把玩各式旧铜墨盒时,你会感觉到像是在与旧时文人面对面地对话,感受到一种无上妙趣,是舒心悦目的视觉享受!刻铜将字画移植到铜质器物上的艺术,跟瓷器浅绛彩产生的时代相近,大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但比瓷器好保存,器形较小,主要是以文房器皿为主。

铜墨盒大多用白铜、黄铜做外壳主体,其内胆则多用紫铜,取其不易腐蚀之性能。铜墨盒光泽柔亮细润,颇可把玩。当今古玩市场铜墨盒常见劣品有:老盒新刻,将不清晰的图案磨去,在旧的铜墨盒上刻上拙劣的山水或书法,或在老画面上添加名家款;新盒新作:新墨盒上以模具压制,或用电脑工具、化学腐蚀等各种手法做书画文字名家字款,再刻意做旧弄出假包浆。其实,老盒新刻的东西无金石气,刀工浮糙,包浆脏腻,刀痕无自然老化迹象;新制墨盒更是火气十足,铜质色泽与旧盒大不一样,机器磨制,文字内容荒谬,无使用过的痕迹。(一凡)

铜墨盒的产生

铜墨盒起源于何时,为何人所创,众说纷纭。集目前收藏界所共识,无外乎几种说法:

一是明代说。主要依据来源于南京市博物馆的《南京明代吴祯墓发掘简报》,该简报所列出土文物中即有铜墨盒一件。“铜盒长 10.2厘米,宽9.8厘米,高5厘米,盒中有吸过墨汁的千丝绵”。(《文物》1986年第九期)

二是清初说。持此说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收藏家的藏品王士祯刻铜墨盒。该墨盒呈圆形,黄铜质,直径10.5厘米,精刻闲竹数棵。盒面刻有行书题:“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茂之,八月为尊甫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壬午七月朔望济南王士祯。” 盒面题款“壬午”年应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

三是乾隆说。依据为李文藻所书《琉璃厂书肆记》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乾隆二十六(1761)进士,闲暇时间,以抄书和入琉璃厂书肆书坊为乐。在书中他描述琉璃厂面貌时称:遇廷试,进场之具,如试笔、卷纸、墨壶、镇纸、弓绷、叠褥备列焉。”墨壶,在江南一带,也成为墨盆、墨斗、墨缸。

四是嘉道说。嘉道说源于邓之诚著《骨董琐记全编》记载:“墨盒之制,不想始于何时。相传一士人入试,闺人已携砚不变,为啧墨于脂,盛以粉奁,其说特新艳,然无确据。大约始于嘉道之际。阮文达道光丙午,重赴鹿鸣,以旗匾银制墨盒,其制正圆,为天盖地式,旁有二柱系环内 ”。在此期间又有一得阁创始人谢松岱,他在《论墨绝句》中言:”古用墨,无所谓盒,墨盒者,因砚而变通者也。然求始于何时,创自何人,终无确据”。但他在最后又说到:“此固历朝所为,独为我朝创造。” 稍后有《光绪顺天府志》载:墨盒始创于道光而盛行于同光年间。

铜墨盒的发展

谈铜墨盒的发展,还要先说刻铜工艺,刻铜工艺在清朝的中晚期发展直高峰,以阴文刻、阳文刻、双钩线刻为主,在工艺上吸取了平雕、竹刻、篆刻的技法,其铭刻题材多以书法、绘画、治印形式出现,并主要在文具、烟具上发挥,尤以铜质墨盒上铭刻最为常见。

铜墨盒集质地、做工、造型、刻工、诗文、书法、绘画、印章、篆刻、装饰花纹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可谓气象万千,玩味无穷。

铜墨盒最初的功用是为在北京参加殿试的士子们提供便捷的携墨盛器,铜墨盒最主要的生产地是北京。据《北京繁昌记》载,北京刻铜墨盒,南昌象眼竹细工,湖南刺绣并称为“中国之三大名物”。

铜墨盒的制作,全部手工打磨,颇费时间。质地好的铜墨盒,往往要几个月以上,甚至一年方能完工。铜墨盒往往是用紫铜做底和内胆,因紫铜含铅量高,性软防腐,所浸墨汁不致变质腐臭。盒身、盒盖在清代主要是黄铜,民国时多为白铜,还有白铜、黄铜、紫铜共用,名“二镶或三镶”,但较为少见。盒盖内嵌端石砚板,作掭笔之用 。盒身内壁上部有一圈薄薄的边沿,与盒盖相吻合,严实合密。这种设计既简单实用,又美观大方,置于案上,稳稳当当,玲珑秀气。

墨盒底部一般铭有制作作坊或古玩商铺之名称,如“万丰”、“宝源”、“北平”、“大成”、“大源”、“荣禄”、“荣宝”、“宝斋”等。

铜墨盒大小不一,有直径超过20公分的,也有仅二三公分的,但一般都在10公分左右,有的还有二至三层叠盒。器型以方、圆为主,也有各种奇形怪状的,如椭圆、三角、六角、八角、菱形、双钱、书卷、扇形等每一种形状都是一个立体的结构。,线条或笔直,或圆滑,一般来说,器型越是奇巧,制作难度相对来说就越大。

铜墨盒最受人关注的,便是其錾刻艺术了。刻铜题材包括绘画、书法、图案种种,融雕、镂、刻,镶、磨等工艺于一身,汇诗、书、画、印成一器。艺匠们视铜如纸,以刀代笔,深则入木三分;浅则细如发丝,有的采用留青竹刻的技法,还有一种是采用照相腐蚀手法,极富变化。刻铜艺术当时使用领域很广泛,包括手炉、烟具、镇纸、印规等,但从未像墨盒上那样百花齐放,精雕细刻。 从清朝中晚期至20世纪40年代是刻铜艺术品特别是刻铜墨盒盛行的年代,在这期间造就了众多的名家字号和刻铜艺人。齐如山在他的《北京三百六十行》中说:“刻墨盒始于陈寅生”。史学家邓之诚《骨董琐记》对此记之更详:“京师厂肆专业墨盒者, 推万礼斋为最先;刻字则始详于陈寅生秀才……时同治初元也。”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陈寅生能在铜墨盒盖上刻芝麻粒大小的楷书,二三寸见方的盒盖,能刻一篇《兰亭序》.由此可知刻铜艺术始于陈寅生,陈寅生,名麟炳,顺天(今北京)人。是清同治秀才,能书善画。清同治元年在北京开设了“万礼斋”,后又改为“万丰号”。他的刻铜艺术无论是文字书法,还是花鸟鱼虫,或是山水人物,都自然流畅、生动有趣,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但陈氏刻铜的最大成就还是书法,楷行草篆诸体俱佳,运刀如行云流水,一笔不苟,浑然天成。《古玩史话与鉴赏》云:“陈寅生的刻铜作品,成为清代刻铜艺术珍品,亦属珍贵文物。”《天咫偶闻·卷七》云:“光绪初,京师有陈寅生之刻铜,周氏元之画鼻烟壶,无法称绝技。”《中国民间美术艺人志》云:“他(寅生)所刻的墨盒,可以和陈曼生壶并传。”可见陈寅生刻铜艺术成就之大,价值之高。

继刻字之后,又有人在墨盒上刻花鸟、山水、人物,这种艺术在光绪年间最为流行,其中张樾臣的作品最为精美和最具代表性。张樾臣,名福荫。河北人。在民国初年开“同古堂图章墨盒铺”。张樾臣的刻铜有两个特点,一是将竹刻刀法“沙地留青”用于刻铜。变陈寅生的只能刻阴文小楷而为可以刻出阳文花纹,刻出的花卉极为生动典雅,使图案更趋丰富多姿;他首创在铜墨盒上刻汉印,采用治印中的“双钩浅刻”技法刻出汉隶,用笔圆润有力,结字秀丽,风韵典雅。 二是他曾与当时许多名士文人如陈师曾、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溥心、丁佛言、寿石工、林琴等合作,由这些艺术家绘稿,供其刻用。他广结文 化名人,使其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胡夔文在《困知斋诗存》中有诗云:“厂甸西头张樾臣,手拈铁笔仿周秦,满腔中有燕邯味,不似寻常市上人。”民国初年,虽然北京经营刻铜墨盒的店铺很多,但皆视同古堂为龙头。许多小店常是从同古堂买回刻好的墨盒,拓成拓片,根据拓片翻刻,有的甚至连底款都印上“同古堂”字样,但其刻工都不及同古堂制作的铜墨盒。同古堂刻制的铜墨盒,底款初为长方形竖写“同古”印记,后改用圆章,中间竖写“同古堂”,左右有“北京”二字,右“北”左“京”,这当是识别真伪同古堂的重要标志。

当时铜墨盒的刻制。除专业刻铜家外,还有文人画家的参与。如大画家姚茫父就时常奏刀,自己画稿自己刻治。茫父做墨盒到画中有诗。其画面仿故物临摹出自金石、古陶、断简、瓦当、雕塑、古钱币、古印玺,还有临摹域外古物和民间艺术品。他诗、书、画、印、刻都有高超的艺术。

此外, 晚清民国时期的刻铜名家还有韩子固、竹岩、濮又翎、白玉楼、张寿丞、刘春霖、钱泳等。

最有名的刻铜墨盒作坊号为,清末民初“万丰号”;民国“同古堂”;还有万礼斋、义合成、京明斋、古松斋等,他们把铜墨盒打造为刻铜艺术顶峰,使其成为集文字、图案、纹饰、款识为一体的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清末民初,墨盒成为文人雅士、达官显贵把玩摩挲的古玩,当时能把获得一方精美墨盒视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因为墨盒制作工艺精湛,刻铜隽永成了庆贺寿诞、喜结良缘、军旅建功、学有所成、工程峻工、建筑落成、重大纪事等之馈赠礼物、纪念品。如“某某清玩”、“某某雅玩”、“某某雅正”、“某某成立纪念”、“某某学校毕业纪念”等等,因此刻铜墨盒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它与许多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都有关系。

铜墨盒在三四十年代也曾以纪念品的面目出现过。这些墨盒上往往刻着孙中山的“总理遗嘱、朱子家训、出师表”等。这些不但是有感而发,而且富有现实意义了。如现陈列于梅

园新村的1945年叶剑英、李克农、徐冰三位同志送给董必武的墨盒。铜质。长15.5cm,宽9.5cm,高4cm,盒盖上镌刻 有王羲之的“兰亭序”,盒盖右上角刻有“必武同志留念”,左下角刻有“李克农、叶剑英、徐冰敬赠”字样。

又如现陈列于现代文学馆的冯玉祥将军赠吴组缃的墨盒,上铭:1936年10月10日的题赠:“祖襄先生,努力革命”。

还有现存放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主席生前就喜欢的一方清末状元王寿彭书写的“朱子家训”刻铜墨盒,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

铜墨盒在我国的兴盛了不足百年,随着硬笔的兴起,自来水笔逐渐成为日常的书写工具,铜墨盒也经历了取代砚台又被墨汁取代的历程。《天咫偶闻》记载:“墨盒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坑,不逾十金,贾人亦绝不识,士夫案头,墨盒之外,石砚寥寥。”

当它已退出历史舞台时,又成为了今天的收藏品,谁又能说不是墨盒的再度兴起呢?他之所以被一些收藏人青睐,这不仅因为它曾经造就许多刻铜高手,还因为墨盒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所有写字的人都要用它,人因物用,物因人贵。遗留下来的墨盒可发掘出许多故事。人情、友谊、文艺、政治、爱情等等,包涵内容广泛,非本小文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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